文 陳彥廷／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活動企劃
7月29日德芳教養院的虐殺事件、8月10日斗六市殺子案，連續兩起悲劇，坦白說我們很痛心，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還是看到了許多悲劇發生。讓障礙者回歸到社區當中，創造共融的社會，是我們的目標。但依目前的配套及環境，確實有許多面向及討論與落實，這也反映到為什麼主張人權的我們，會希望外籍移工也能受到保障；也因為類似的悲劇事件不斷上演，有許多人在資源調整上希望擴增機構資源。但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還是把問題推向另一個深淵？
首先，德芳教養院事件，讓我們看見了什麼？
針對服務環境的不足與缺失，以及院內看不到的照顧過程，政府其實在這方面也有加強評鑑及督導機制，增加許多需要撰寫的資料，花上諸多繁雜的業務時間，而文字報告難以反應實際服務品質及被服務對象真實的聲音；這些院民有沒有受到良好的照顧及對待，或者自由平等享受人應該享有的權利保障，若加裝監視器，違反隱私權更形同監獄一般。
很多住過機構的身心障礙者告訴我們：「機構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感受到痛苦及厭惡，年紀輕輕應該是交友的年紀卻沒有交友的機會，生生地斷裂與外界的連結與文化，更不要想說交男女朋友，無法拉近與社會的距離。要怎麼社會共融？
再來，斗六市殺子案，反映了什麼？
直接反映了人力支持的不足讓需要幫助的障礙者家庭沒有被看見，有誰能看見及關心？許多障礙者的家庭裡，通常都會犧牲家裡其中一位家長留下來照顧孩子或手足之間要也無法與一般人一樣成長，長時間下來助長了抱怨及痛苦，並壓力轉移在障礙者身上。
若是單親或需要雙薪的家庭，平時工作壓力外，回到家沒有額外的量能去照顧自己的障礙小孩，孩子小，忍一下就過了，但孩子大了體重增加及其他需要的協助增多，會讓障礙者無法在自己想要的時間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事（如：吃飯、洗澡、上廁所、外出……等），目前雖然有社會資源透過第三方協助（如：個人助理、居家服務），但是在評估面若無法有效地反映需求，又會成為被遺漏的一群，公共服務的不足需要更多人去重視推動。
若人力需要高密度支持，可能會請外籍看護或是看護24小時照料，政府在這方面沒有具體的支持，默許仲介商兩邊抽成，然後轉嫁到使用者。多數需要高密度人力協助的障礙者，經濟上是有困難，若這樣的成本轉嫁到使用者身上，會讓生活更艱難；政府種種的不作為造成障礙者家屬、服務人員、外籍看護，多方角色的衝突與對立，請問政府難道沒有責任去支持或協調些事情的發生嗎？
我們期待政府可以創造一個共融的環境，將機構資源轉移到社區服務中，讓障礙者與社會連結，過去我們有許多夥伴就學，因為就讀特殊學校，與家庭隔閡；更有許多夥伴，因為環境的不足，讓社會上許多人看不到障礙者的存在。因此住宿型機構對障礙者來說，又是另一種隔絕人與人的距離的地方，希望讓每個人好好地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不要再有分別。